王佳芝坐在餐桌后面，咖啡杯沿上的口红印有些刺目。阳光明媚的上午，流淌的生活，凡俗的男女，被一面看不见的玻璃隔在身外，切近又遥不可及。那抹红色像嘴唇一样充满女性的意味，充满期待和挑逗。
　　
　　这是盖在张爱玲小说中的李安戳记。口红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幽会的房间里，留在玻璃酒杯的杯沿上。张爱玲式的琐屑，背后往往有一个大的洞察作为支撑，李安也抛出了这个属于小女人的意象，来展示自己对女性叙事的悟性。然而这口红还有些说不清的意味和吊诡的逻辑，它在这里是一桩谋划里的一部分——为了引诱某个男人，一个女人借此伪装成她自己。
　　
　　置身于伟大理想中的女性是无性的。王佳芝的女性意识，自生理成熟时起就被终止，她被卷入了男性叙事。生逢乱世又找到了组织，为趋近高尚而超越肉体，为践行理想而浪掷这可弃之躯，因为使命临到了她。这个男性的话语世界充满了悲壮与激昂，呼唤殉道般的热忱，但惟独没有一个女人应分的东西。救亡不仅是男性的事，但被安排由一个有过“经验”的男同学来把她改造成麦太太，这种改造却是赤裸裸的男性逻辑，是对女性价值观的羞辱。她臣服于这种话语，“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只有事业暂时落空时，女性的屈辱感才一度翻涌上来：“我傻。反正就是我傻。”是男性话语泯灭她的女性身份；她只有在作为事业的工具时，才能做女人。
　　
　　她就这样进入了一桩谋划。摆在王佳芝面前的有两条路：男人的道路通向毒药，女人的道路通向口红。女性的服饰，香水，口红，女性的娇媚，这些被男性事业剥夺的东西，又被暂时返还给她，以完成男性交付的使命。她要保持与自己的张力，假装做一个需要爱的女人，而实际上不能去爱：她已经被预设为泯灭了差别的准男人了。
　　
　　但杯沿上的口红印揭开了她是女人的真相。这是她在那个男性话语世界里从未获得的符号，那个世界的符号是口号、激情、手枪、毒药胶囊，只有在汉奸易先生那里她才获得了认同，找回了女性的身份。此刻，她是一个多么真实的女人，“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影片不吝镜头复现了这段描绘，汤唯精湛的表演也把王佳芝沉浸在女性身份里那种投入和留意演绎得很充分。
　　
　　自与易先生相会，在玻璃酒杯上留下第一个唇印后，她触摸到自己的应然，尽管仍是作戏。男性话语仍然是占据她内心的那个理性的声音。她一面要演她自己，一面要告诉自己：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爱不是爱，而是算计。用投入地作假抵御真实的欲望，这是何等艰难的任务。
　　
　　男性话语世界最大的失策在于没有给她必要的支持。那个世界没有伸出供她依附的手臂，反而打算让她变成心理上的无性人。邝裕民是“三年前原本可以”的男人，可把拥有她的机会给了一个猥琐男。这是宏大叙事者的晚期症状，一种病态的极端做秀：有了那最好的，就不再要次好的；有了最伟大的救国救民的目标，爱、性和贞洁就被忽略不计了。故意漠视通行的价值观，故意漠视常态的生活，故意漠视甚至去诱发常情常理的质疑，借以表现对一种形而上目标的忠诚和稔熟，这种病态在历史上不绝如缕。
　　
　　藉着走向口红而走向毒药，但她心里只想要口红。鲜红的唇印对于吴先生们只是道具，对于王佳芝这样的小女人却是本真的意义所在。明知如此她还是在挣扎，希望从男性话语世界里讨得认同和怜惜，她倾诉自己与易相处的痛苦，希望展示身心的伤痕换得一些女人式的安抚。但换来的是吴先生粗暴的呵斥；除了邝裕民懦弱无力的慰藉，什么都没有了。她已意识到，这不是属于她的世界。
　　
　　王佳芝拥有惊人的体验派的表演天赋。她与角色合一的性格倾向使她获得了易先生的爱与信任，也使她终于迷乱了接近易的初衷，迷失了自己。那个唱着天涯歌女的她是在演戏么？她演的是她内心渴望做的自己，是口红、香水和珠宝簇拥下的自己，这个诱惑远远大于来自男性圈子的指令。面对易先生瘦瘦的面颊上温柔怜惜的神情，面对六克拉的鸽子蛋，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走吧”，她终于说。相对于原著中的“快走”，这两个字有更多的挣扎和留恋，沾染着更多的口红的色彩。而顺从口红的逻辑也终于要了她的命，她的女人身份在易的心中落了空。在易的眼里，这种性质可疑的涂饰后面，她究竟有几分可信？要弄清楚这层，风险太大了，远不如对一个死人抱有“她还是爱我” 的心理来得安全。
　　
　　她把毒药胶囊攥在手了，在街头茫然地走。终于没有选择这个道路，她已做过选择。口红与毒药胶囊之间，是小爱与大爱的分野；置身男性话语的世界，口红是如此娇弱无力，其诱惑又是如此致命。但口红式的美艳，即使很低很低，在尘埃里开出花来，也终不能保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王佳芝如此，张爱玲又何尝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