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年前搬来中国以后，我们一家人就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多在亚洲走走看看。虽然这样既劳筋骨又费钞票，但我们仍然坚持了下来，因为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有限。

在家人坠入梦乡或享受冒险旅程时，我妻子或我有时会躲在酒店一角，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个没完，但每次只要孩子们放了假，我们总是尽量安排乘飞机或坐火车到比较远的地方旅行。

自从我到国外生活后，旅行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我发现自己会设想，假如我是生活在自己正在游历的地方，那么一切又会是怎样，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

上星期我们第一次去日本旅行时就是如此。我们去了京都和大阪，在那里跟我20多年不见的儿时伙伴道格拉斯•沙费尔(Douglas Schafer)一块儿待了一天。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16年，娶了个日本女子，还生了三个孩子。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迷人的国度有了一些认识，这里跟中国似乎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跟他在一起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像我这样短期旅居国外的人和道格拉斯这种选择无限期在海外生活的人之间存在多么强烈的反差。

读者或老家的亲友无数次将我们决定迁居北京的决定说成是勇敢的举动，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都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件事并不需要过多的考虑，相对来说也没什么风险。我们有机会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也知道有个“家”在等着我们，所以有恃无恐。我觉得像道格拉斯这样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人才是做出了真正艰难而又大胆的决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不过他也拒绝接受这样的看法。

他说：“我来日本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因此我所做出的决定其实没有你那样重大。我本来没打算在这里生活这么长时间。而且我觉得，对于某个人会移居别的国家生活和工作表现得如此惊讶体现了美国人的特点，但美国其实正需要更多的人这样做。对于孩子们来说，你的决定可谓重大，但大多数人都只注重这样做的负面效果，而不是它的积极效果，而我觉得这绝对是件好事。”

长期旅居国外的道格拉斯得以见证他所移居的国家发生的许多变化。而像我这样有严格时限和明确归国计划的短期派驻者常常感受不到。道格拉斯目睹了日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的许多进步，与他的一席话让人感受到，中日之间的许多显著不同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民族性差异，而实际上或许更多地是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造成的。

在中国，你可能还会看到有人大白天穿着睡衣出门。天气炎热的时候，会有人坐在人行道上打牌或吃饭，卷起上衣，露出汗津津的肚子。而在日本，出租车司机都会穿的很正式，打着领带，戴着白色的手套和帽子。日本的火车很先进，速度也很快。

要弄清中国和日本到底在哪些地方存在差异，我们不妨从真正的底层－－卫生间－－说起。虽然中国的卫生间条件在迅速改善，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极其不卫生。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东西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就连高级场所内很像样的卫生间也常常没有肥皂。另一方面，日本似乎极度注重卫生间的清洁。除了不能替你脱裤子和提裤子，日本的马桶简直什么都能做，它们往往还配有各种各样的喷水洁身器。

有一个朋友在中国生活了10年，最近回了美国。他说他一直喜欢去日本，觉得那里的整洁有序“刚好矫正了中国的疯狂混乱”。

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混乱不堪的地方恰好是日本井井有条的地方。虽然这让我觉得日本是个很好的游览之地，尤其是作为暂别中国的一个去处，但我也觉得日本太过死板，让人不自在。日本人一般都友好热情，但常常有一种潜在的刻板，令我老是担心自己孩子的行为，他们似乎总有点儿无法无天。我在美国也常常有这种感觉，但在中国却很少，中国人一般好像都很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我喜欢中国的随意和无序，这让人有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正如道格拉斯所指出的那样，京都大多数神社和美丽的庙宇的马桶都还是蹲式的，这种马桶10年前还是日本的主流。他说：“中国基本上处于日本20年前的状况。”

他家在大阪山区，我们坐在客厅里聊着天，他的三个孩子跟我的孩子在楼下玩。35年前，道格拉斯和我一起在匹兹堡的一个公园里玩泥巴，而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大阪的一个地下室里玩Wii。这种感觉既顺理成章，又有点不真实。

作为一个外国人，同时又是个创业者，身处相对封闭的社会和尊崇“公司人”的文化中，道格拉斯可谓双重的外来者，但实际上他将自己的处境视为一种优势。

他说：“作为在日本的外国人，我拥有日本人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我可以选择何时当日本人何时当外来者。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用像我妻子那样遵从所有的规则。我觉得，对于想长期在这儿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当个外来的美国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融入日本文化。”

在道格拉斯不得不学习什么时候应当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什么时候又应该享受作为“外人”的乐趣之时，他的孩子们却可能轻松游走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他的三个儿子是真正的第三文化小孩，在日本长大、母亲为日本人、父亲为美国人。两个小儿子就读的是日本学校，而最大的孩子现在已经13岁，最近转到了以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许多在中国处于类似情况的朋友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以确保孩子们能通晓中文（或日文），同时也能做到英文流利。

道格拉斯的孩子以英语和日语为母语。他们有美国和日本两国护照，夏天还会跟美国的表兄弟姐妹一起参加夏令营。但他们近期不太可能离开日本去美国生活。

后来一起吃饭时，道格拉斯对我说：“现在这个时候回美国会很难。我已经创办了一家公司，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也在这里扎下了根，很难割舍这一切，从头开始。”这顿饭极其精致，时间也很长，有一道又一道我自己绝对点不上来的精美菜肴。道格拉斯的妻子Sayuki好好地露了一手。

Wall Street Journal